一、新零售之城：未来的城市属于新零售
2018年4月26日，“新零售”的概念提出者和全球领跑者阿里巴巴再次领先提出“新零售之城”的概念：用新零售智能服务提升城市生活品质，让“新零售”从一种创新商业模式，落地为真切可感的日常生活。一时间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成都、深圳、西安、南京、武汉和广州等纷纷加入“战局”，福州更是直接把“打造新零售之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城市之间争创“新零售之城”的架势丝毫不亚于城市的“抢人大战”。新零售将成为未来城市的颜值担当和实力象征。
如何创建并成为开放、包容、高效、智慧的“新零售之城”，是新时代摆在所有中国城市面前的思考题。要判断一个城市是否为新零售之城，至少需要包含三大重要的指标：数字化商业发展指数、消费升级支撑指数、政策环境指数。
（一）数字化商业发展是“新零售之城”的核心指标。
数字化商业包含两个子指数：商业基础、新零售分布和移动支付。商业基础指数，指的是城市在过去的发展中积累的商业商贸发展基础条件，这是发展新零售的“根基”。
新零售分布指数，指的是新零售企业在城市落地和建设基础，比如新零售标杆盒马鲜生和天猫智慧门店的数量、分布，以及全城新零售新业态的丰富程度，这是“新零售之城”的生命：能否把“家底”转化成实力、能否超越先天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全部取决于新业态的发展和新企业的落地。
新零售是技术驱动的新模式，也是数字经济的新方向，因此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和未来，直接影响了新零售在该城市的发展和未来。所以，必须从我国城市数字化转型这个大背景看“新零售之城”的创建。只有站在城市经济从工业制造回归商贸集散、从商贸节点走向数字中心的历史方位去理解“新零售之城”，才能看出这项新模式、新技术对城市发展的根本性影响。
移动支付是新零售的前提比例方面。蚂蚁金服2017年账单显示，2017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的移动支付占比为82%；贵州、山西以92%并列第一，均创新高。移动支付占比超过90%的省份达11个，而前一年仅有1个。可以预见，未来随着移动支付的全面普及，这一指标将成为城市竞争力的基本指标。
（二）消费升级支撑指数是“新零售之城”的基础条件。
新零售是消费升级时代的零售，因此消费支撑能力决定了城市新零售的未来。消费支撑能力，主要包括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决定了新零售的深度和广度。
新零售最容易在交易在人口基数庞大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的城市出现，因为更多的人口和更多的消费量会催生出更多的交易方式，上海、北京、广州作为我国三大传统商业城市，在社零总量上遥遥领先。重庆、成都、杭州和武汉等也凭借庞大的市场容量发展当地的新零售。
居民人均收入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上海和北京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梯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6万元，紧随其后的苏州、杭州、宁波、广州、南京、深圳、无锡、温州、厦门等已经步入“5万元俱乐部”，常州、珠海、青岛、长沙、济南、武汉、天津、南通、福州则在“4万元梯队”，昆明、成都、西安、合肥、南昌、廊坊、郑州、三亚、海口、石家庄、兰州、重庆、贵阳、太原、徐州等突破3万元。
（三）政策环境是“新零售之城”的重要依托。
包括零售业在内的产业发展史表明，任何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都会对传统业态产生冲击，线上零售的崛起毫无疑问会对传统的线下业态发起冲击。而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应该让两者产生良性的互动，而不应该是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设定各种各样的地方壁垒。新商业形态，包容的政策环境将对其产生巨大影响。各地地方政府对新零售的态度，能直接影响这个业态的生死存亡。
2018年初，福州率先把“新零售之都”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升现代服务业方面，支持阿里巴巴盒马鲜生等新零售业态发展，打造全国知名的新零售之都。”事实上，2016年以来，几乎所有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都争先恐后地密集出台促进新零售发展的政策。
例如上海，将“发展新零售促进新消费”作为“上海购物”八项工程的第一项，从2017年开始连续三年滚动实施90项总投资达793亿元的商业转型升级重点项目，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新零售企业涌现，支持力度全国首屈一指。作为西部重镇的西安，与阿里巴巴深度合作，在新零售领域的深度合作已经步入第三阶段，双方加码签署了9个合作项目，涉及医疗、旅游、金融、交通等领域。
尽管有些城市没有直接出台有关与新零售相关的扶持政策，但是作为一种新业态，它的发展受惠于一个城市的正常商业环境，因此我们把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视为是政策包容的重要部分。以深圳为例，尽管它们缺乏政府牵头的新零售项目，但是作为深圳作为全国创新高地，出台的一系列创业创新、人才引进、产业升级的政策，都可以为新零售的自生长提供养分和助力。换言之，营商环境非常重要，它是新零售这种新业态产生、发展和壮大的土壤和生态。
在确定以上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相关的细项进行赋权。利用公开取得的政府信息和本课题组收集的相关数据，经过一系列数据分析和综合评价，得出中国前十大新零售城市依次是上海、北京、广州、杭州、深圳、苏州、重庆、南京、成都、武汉。
二、领跑者：全国新零售五大领先城市
（一）上海：新零售领军者
近代以来，上海一直中国第一商贸城市。新零售时代，上海再次领跑全国，成为新零售的弄潮儿。马云曾说过：“如果说要有一个城市能够代表改革创新和发展的高度，我觉得只有上海。”
上海新零售有两大优势：广阔的市场、优越的环境。市场方面，2017年上海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北京，跃居全国第一，成为阿里巴巴新零售试验的第一站。同时，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常年居于全国首位，率先突破6万元大关，且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占比超过50%，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环境方面，上海的营商环境毫无疑问是位居全国前列的，并且在持续完善中。2017年，市委、市政府印发了《上海市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致力于把上海打造成为贸易投资最便利、行政效率最高、服务管理最规范、法治体系最完善的城市。
（二）北京：文化竞争力
首都北京，汇聚了大批的优质资源，创新商业力量雄厚，也是新零售模式爆发的一个主要阵地。
北京的优势除了毫不逊色于上海的广阔市场外，更在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新零售未来发展必须依赖的力量。一批老字号、百年老店的“新零售化”，将产生巨大的品牌效应和示范效应。
2017年9月开始的“天字号计划”，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让北京的老字号品牌销售额环比增长了68%，多个品牌的销售额实现翻倍，并远销国外。此外，北京的创业氛围也是领先全国，是打造新零售初创氛围最好的推动者，初创企业积极性更是远高过上海。
据新华社2018年11月7日报道，2017年北京演出场次累计高达24557场，观众人数、票房收入分别以1075.8万人次17.17亿元创历史新高。浓厚的文化消费氛围使北京的新零售发展增加了新的场景和潜力。
（三）广州：一千年商都
广州历来是中国的商业重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是中国唯一对外的贸易口岸。改革开放以后，广州以广交会闻名海内外，而从1988年到2017年，广州社零总额已连续30年排在全国第三，消费第三城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早在1996年，广州就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购物中心——广州天河城。当国内其他城市的居民还需要去百货商店买衣服、去路边的餐厅吃饭、去传统菜市场买菜时，广州市民已经能在商超实现“一站式消费”，引领全国风潮。
背靠珠三角完整的供应链和先进的制造业体系，广州能够为新零售新业态的崛起带来更短的供货时间、更低的流通成本和更高的商品质量。从制造、分销到零售，新技术的运用模糊了供应链中各环节之间的边界，广州地缘上的优势让新零售迸发出新的能量。
（四）杭州：创新引领者
杭州是阿里巴巴大本营，也是新零售的诞生地。相比于其他城市，杭州的特色是创新实验和政策包容。
2016年新零售概念提出以来，杭州诞生了数十种新零售的创新产品和业态，除了智慧商圈、智慧门店外，层出不穷的新零售场景在杭州生根发芽。实体商超的新零售变革标杆“银泰+天猫”；第一家智能化天猫小店；无人餐厅、智能卫生间等新模式“内测”；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之城……可以说，杭州就是“新零售的实验室”。
同时，杭州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先行者、引领者，是首个将“发展信息经济、推动智慧应用”作为“一号工程”的城市。
从线上服务的开通情况以及政府的支持力度来看，显露出优势。杭州是开通线上服务功能最多的城市，除了政务、医疗、交通等领域外，还进一步包括如体育场馆预约等非常细微的便民服务。在杭州，从政府到市场到消费者，都在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新零售实践。
（五）深圳：转型新动力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也是全国的创新高地，尤其是在信息技术、智能硬件、时尚珠宝等行业领先全国，新零售对于深圳来说，是升级转型的新动力。以家居制造为例，门锁原本只是传统的“小五金”，但新零售撬开了智能门锁上百亿的市场。这个品类中的翘楚就有深圳本土品牌凯迪仕，该品牌在近三年的双11中都是智能锁品类的销售王。
深圳在消费能力方面虽略低于上海和北京，但相比而言，其作为移民城市，消费者年轻，消费潜力旺盛，市场格局更好。作为改革开放的创新前沿地带，深圳坐拥全国无与伦比的产业基础和信息技术水平，是智能硬件创新制造的全球中心，实业创新氛围浓厚，是新零售发展的极佳土壤。
在新零售的商业变革中，深圳既瞭望着全球新商业、新制造业的日新月异，是极具创造活力的新零售追随者。同时，深圳对新零售的大胆实践，也可以被视作是样板引领着港澳开启零售业变革的方向。
